cptpp为什么没有中国

（一）服务贸易规则方面

与CPTPP规则相比，我国主要服务贸易领域尚存在市场准入限制较多状况，除禁止外资准入外，还有大量合资、股比、国籍等强制要求，学历和执业资格不互认，自然人流动、资金跨境流动限制，非国民待遇等问题。

金融领域：虽已取消准入限制，仍存在外资金融机构经营范围受限、批复周期长，资本账户开放不足，对资金跨境支付和流动存在限制等问题。外资银行在华业务范围仅限于存贷款、首付款、支付结算、银行卡、证券、外汇买卖等基础业务；外资银行、保险证券公司设立分支机构从申请到批复最长分别需8个月和6个月，均长于CPTPP规定。我国对外资保险公司在华从事保险中介和保险附属服务尚无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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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领域：《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1年版）》规定，国内水上运输公司、公共航空公司须由中方控股，且公共航空公司一家外商及关联企业投资比例不得超过25%；通用航空公司法人须由中国籍公民担任，农、林、渔业通用航空公司限于合资，其他限于中方控股；民用机场建设经营须由中方相对控股，外方不得参与建设、运营机场塔台等。

教育服务领域：除合作办学、管理人员国籍准入限制外，还存在学历学位不互认，学历型远程跨境教育不予承认等问题。《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1年版）》规定，学前、普通高中和高等教育机构限于中外合作办学，须由中方主导，校长需有中国国籍。《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规定，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不得设立分支机构，理事会、董事会或联合管理委员会的中方组成人员不得少于1/2；《中外合作职业技能培训办学管理办法（2015修订）》规定，外国教育机构不得独资职业培训机构。目前与我国进行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互认的国家共54个且主要是发展中国家，我与美国及CPTPP成员国日本、新加坡、智利、文莱等均未实现互认。

医疗服务领域：除合资、股比、人员国籍等准入限制外，还存在执业资格不互认、非国民待遇等问题。我国仅允许外资以合资形式设立医院或诊所，且不能设置分支机构，持股不高于70%，医生和医务人员为中国籍。在执业资格互认方面，除国内执业资格、标准体系与国外差异这一客观因素之外，国内规制也存在障碍。《外国医师来华行医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规定，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实行执业注册制，长期行医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进行准入和注册执业并参加医师定期考核。我国医院评级、医师职称评定、课题招标、各类资格认定等科研创新、公共资源主要面向公立医院，外资医院被排除在外，医师缺乏晋级通道。此外，在外资医院看病不能享受医保，这些都导致外资医院人才不足、发展受限。

文化服务领域：对涉及文化内容提供和载体的部门存在大量禁止准入限制，这些部门涉及新闻机构，出版物的内容编辑、出版和制作业务，广播电视媒体，广电节目制作经营（含引进业务）公司，电影制作公司、发行公司、院线公司及电影引进业务，文物拍卖、文物商店和国有文博馆、文艺表演团体等。此外，文化服务业务进口审批较复杂。目前保留的500项行政审批事项中涉及文化服务贸易的29项，包括内容审查、业务审查和机构审批等。

电信领域：2021年外资负面清单规定，增值电信业务外资股比不超过50%、基础电信业务须由中方控股。

（二）数字贸易规则方面

与CPTPP规则相比，我国在数字贸易开放和数字治理方面仍存在差距。

第一，跨境数据自由流动、互联网开放及数据安全管理方面滞后。如互联网新闻信息、出版、视听服务及经营是禁止外资准入的领域。由于长期缺乏数据确权、数据分级分类管理、敏感数据清单等措施，导致数据跨境流动障碍较大，数据泄漏等安全问题突出，严重影响我国数字贸易发展和参与国际规则制定。2017年以来，我国共推出《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三部规范跨境数据流动的法律法规，基于国家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提出数据本地化要求。如《网络安全法》规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收集产生的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应在境内存储，但对于涉及国家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的具体范围与程度缺乏明确界定。

第二，数字资产知识产权保护滞后。由于专利、商标、版权、商业秘密等保护模式源于实物经济范式，给数字经济以网络空间、软件、数据为载体和要素带来新挑战。一是数字产品存在侵权盗版问题。如非法使用盗版软件，通过互联网传输的音乐、文学、娱乐等数字产品都面临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二是软件对源代码著作权保护力度不足。软件包括数据、流程和UI界面等元素，涉及发明、外观设计专利、商标和商业秘密等多种权利的保护。三是对数据资产的价值属性保护仍是空白。企业、个人在社会活动中积累各种数据资产，如用户隐私和行为数据、企业商业秘密和经营核心数据等，这些数据资产的价值不断增值，但管理控制、处置（如遗传、赠予）和保护等缺乏相关法律规定。

第三，个人信息保护差距较大。个人信息泄露、权益难以保障和补偿、出境评估不透明等问题突出。《网络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虽对个人信息收集、处理、储存、使用及个人救济等做出规定，但基本是原则性表述，缺乏严厉惩处措施。此外，我国法律框架也面临与缔约方兼容的复杂性。

第四，数字产品存在歧视性待遇。尽管我国法律并没有对境外数字产品明确规定歧视性内容，但出于意识形态安全考虑，在具体政策上存在歧视性待遇。如外资企业制作的视频节目无法直接播出，需要将内容出售给国内企业播放。

第五，电子签名不被承认与电子认证机构互认障碍。如某公司反映，由于该企业疫情期间主要使用电子合同承接外包业务，发包方日本公司委托美欧认证机构进行认证，但均未在我国规定的认证机构里，因此电子合同不被承认。

此外，在线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存在电商平台消费欺诈、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网络诈骗等现象。

（三）货物贸易规则方面

一方面，关税水平仍存在差距。我国最惠国关税税率中零关税产品的税目占8.42%，与CPTPP有较大差距；我国已与CPTPP的大部分成员签署了自贸协定，最终优惠关税水平与CPTPP差异较小，但立即实施零关税的比重差异较大；分行业看，工业品的降税压力较大。分国别看，我国与墨西哥、加拿大未签署自贸协定，对这两国产品的零关税压力大。另一方面，监管制度与市场准入存在差别。如我国严禁进口属于《禁止进口的旧机电产品目录》的再制造货物；我国《认证认可条例》规定，从事认证活动的机构必须在中国领土之内。

（四）投资规则方面

第一，市场准入限制性措施仍然较多。从负面清单长度看，《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1年版）》共31项，包括农业4项、第二产业4项、服务业23项，尤其是物流、医疗、教育、文化、商务、电信、数字技术和数字内容服务等领域的准入限制已经成为重中之重的问题，这些领域也是外资进入意愿较强的。从限制程度看，我国均为禁止准入或合资要求，负面清单31项措施中前者21项、后者10项，这类硬约束的措施严重影响缔约方的接受度。而美日等国的表述比较灵活，包括外资特别筛选程序、行政许可、对等开放、特定企业组织形式等。

第二，土地征收和国有企业问题。我国土地征收补偿由地方政府确定，尚未实现市场化定价。CPTPP第9.2条第2款规定缔约方履行义务的部门不仅包括“缔约方的中央、地区或地方政府或主管机关”，还增加了“授权行使任何政府权力的任何人，包括国有企业或任何其他机构”。这意味着国有企业采购、联合投资项目等都可能受到约束。

第三，争端解决机制面临挑战。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ISDS）改革是国际投资规则的焦点，近年来，争端解决的关注领域已扩展到包括人权、环境、法治、知识产权等公共政策议题，要求我们在法律修订和执行层面加快改革。

（五）知识产权规则方面

第一，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期限存在差距。如我国尚未将气味商标纳入保护范围。在植物保护方面，我国加入的是《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1978年版本，并非1991年版本 ，后者赋予育种者更大保护范围，允许同一植物品种使用专利法和专门法进行双重保护，增加了受保护植物品种并扩大了权利范围，延长了保护期，如加入可能导致种业面临竞争压力增大、成本提高、某些植物为外国品种控制等问题。我国知识产权保护边境措施仅针对进出口货物，未包括过境货物，如增加这一规定可能对加工贸易产生一定影响。我国著作权保护期仍为50年，专利申请的新颖性宽限期时间较短、涵盖面较窄。

第二，侵权犯罪成本低、刑事制裁轻、维权成本高。我国长期存在诉讼周期长、对侵权违法者处罚轻等问题，这是导致知识产权难以得到有效保护的重要原因。CPTPP要求成员国将任何具有商业目的或对版权人商业利益产生重大损害的盗版行为规定为犯罪行为，而我国仍将“违法所得数额较大”作为入罪标准之一，强调以量定罪与CPTPP以性定罪的做法差距较大，不能对侵权行为产生足够威慑。

第三，相关统计服务体系尚不完善。如我国对地理标志的异议、撤销、无效等程序性规定尚有欠缺，侵权执法信息统计制度有待完善。

（六）竞争政策规则方面

第一，市场主体歧视待遇和不公平竞争仍大量存在。我国在市场准入、监管、税收、补贴、政府采购、债务等方面仍存在诸多不平等竞争。电信、电力、石油、铁路、航空等领域对外资和民营企业长期存在准入限制，导致行业垄断。优惠政策和各类资源高度向国有企业倾斜，尤其在特殊行业准入、行政资源垄断、重大工程和科研项目招标、政府采购、特惠融资等方面，国有企业都享有特殊待遇和优先权，而外资企业难以享受同等待遇和参与公平竞争。

第二，国有企业改革与竞争中立要求仍有差距。近年来，我国不断推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国有资本运营体制改革取得积极成效，但国有企业享受政府的显性或隐性优惠政策、接受政府各类补贴，不仅与CPTPP的禁止非商业援助原则相抵触，而且为国际社会诟病，尤其是美欧发达经济体指责我对国有企业赋予太多特权，使其享有不对等的竞争优势。

第三，国有企业信息披露相关机制不完善。按照CPTPP对国有企业的透明度要求，我国每年要披露所有国有企业名录及指定垄断信息，国有企业或指定垄断公司的股权结构、投标权比例、在董事会中任职政府官员职务、年收入及获得非商业援助的详细信息，目前我国仍缺乏相关机制。

第四，相关法律体系亟待完善。我国《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过于笼统、处罚力度轻，执法不能真正做到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此外，对央企重组反垄断审查机制缺失、合规性审查不充分。

（七）补贴规则方面

产业补贴是我国实施产业政策的重要手段，但我国补贴方式与国际通行规则不接轨，导致市场不公平竞争、贸易摩擦增多、国际社会诟病等问题突出，且造成财政负担。

第一，产业补贴规模和面积较大。据恒大研究院推算，2017年政府向企业发放的补贴为4600亿元左右。据Wind 统计，2017年A股上市公司获政府补贴1304亿元，约占利润总额的2.9%。据CSMAR数据，2020年沪深上市公司4220家获政府补助，占90.3%，共获政府补贴2946.8亿元，其中涉及专项资金、奖补、拨款、贴息、退返摊销、补助、优惠、引导资金、项目费等方式。

第二，补贴主要向国有企业倾斜。长期以来，我国政府给予国有企业大量财政补贴。据Wind 统计，2017年上市公司央企、地方国企和民企所获政府补贴金额的中位数水平分别为0.2亿元、0.16亿元和0.1亿元。据CSMAR数据，2020年获政府补助前50名上市公司中国有36家、民营8家、外资0家，前100名公司（占2.6%）获得50%的政府补贴金额且多数是国企。政府补贴国有企业方式除直接提供补贴、无偿拨款外，还包括低成本提供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

第三，专向性补贴和禁止性补贴仍然存在。据Wind 统计，2017年A股上市公司金融、钢铁、有色等行业获得补贴最多，导致这些行业结构调整缓慢、发展过度和产能过剩。近年来，专向性补贴虽逐步降低仍规模较大。据CSMAR数据，2020年新兴产业补贴项目达2711项，资金88.8亿元。2020年外贸进出口补贴792项，资金45亿元。

（八）劳工标准方面

第一，我国现有工会制度安排的差别。我国尚未批准国际劳工组织关于结社权和集体谈判权的两项核心公约，工会制度仍与国际劳工组织公约存在差别：一是组织的单一性，“中华全国总工会”是我国唯一工会组织；二是设立的自主性，我国《工会法》规定设置工会组织须由“上一级批准”。国际劳工组织认为，工会作为工人集体组织代表雇工与资方、政府谈判，其目的在于通过集体行动方式保护工人权益。现实中，我国一些工会组织存在“重合同、轻协商”问题，工会在劳资谈判中的作用弱化，集体合同的内容多流于形式。

第二，关于废除劳动教养和强迫劳动、禁止用工歧视等方面的立法不完善。我国法律中虽未明确劳动教养性质的劳工，但具有关联性。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及《禁毒法》《禁毒条例》所规定的“劳动”和“生产劳动”措施。此外，变相强迫、强制劳动等方面的立法缺失。《劳动法》仅列4项就业歧视因素，但随着社会环境变化，实质歧视的情形也在不断变化，现有立法难以有效保护，也难以涵盖可能出现的新歧视，且对于违反就业歧视的行为没有明确用人单位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第三，职业安全与卫生方面存在一定差距。目前相关规定分散在不同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中，缺乏统一法律体系。尽管立法层面加强了惩罚力度，但由于监管机制不健全、执法不完善，在实践中超时加班、无带薪年休假、工作场所未达到安全和卫生条件等违法现象仍未得到有效遏制。我国法律虽禁止雇佣童工，但现实中仍大量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