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夏天，我拿着差几分没上县重点高中的成绩单，蹲在老屋的门槛边，茫然无措。父亲蹲在一旁，沉默地抽着烟。他曾经在村里小学当了八年公办教师，后来因为家里添了弟弟，编制没了，只能靠几亩田地维持生活。表姑父在县高中教书，说如果想借读，得交两万块钱——在那个年代的山村，这钱够盖半栋瓦房。邻居伯伯路过院子，对我父亲说：“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干啥？

不如去广东打工，一个月能挣好几百呢！” 父亲没应声，抽完最后一口烟，第二天就提着家里过年才舍得喝的米酒，走了十里山路去镇上找老同学。八月底，我跟着父亲老同学的孩子，坐了三个多小时的长途车，去了一所民办外语学校报到。

父亲送我入学时，从鞋底掏出皱巴巴的3500元学费，那钱被八月的汗水浸得发软，他递出去时，手一直抖。那天，他只啃了个包子，连碗面都舍不得吃，就饿着肚子坐车回家了。我是以预科生的身份入学的。

初中英语老师是位即将退休的乡村教师，口音很重，导致我一开口说英语，总被同学笑话“像讲方言”。

倔劲儿一上来，我就把自己“钉”在了教室里：别人周末去逛街，我抱着CD机反复听录音；别人午休，我在操场边上对着树一遍遍背课文。一年后，我成了班里仅有的两名考上全日制大专的学生之一。村里人见到我父母都说：“你家闺女将来准是给大老板做翻译的料。”

那时候谁也没想到，这门被寄予“翻译梦”的外语，最终带我走进了一个更广阔的舞台——外贸。

二、第一封英文邮件，写满外贸人的初心

2000年初毕业时，深圳的外企如雨后春笋。学校推荐我进了一家台资厂，主要生产五金徽章和识别证带，就是航展上常见的那种，做得小巧精致。我们三个校招进去的大专生，被厂里当作“大学生”重点培养。台湾籍上司是位有三个孩子的女强人，常带着我们忙到晚上九点。写第一封英文邮件时，我反复修改，连“Dear”后面该用逗号还是冒号，都要翻书确认；第一次接老外电话，紧张得手心湿透，硬是把“样品三天后寄出”说成了断断续续的“three days later...send...you”。但外贸就是这样逼人成长：客户催单，你得蹲在车间紧盯流水线；样品出问题，得跑遍市场找替代材料；布展前熬夜打包，累得在仓库睡着，第二天抹上口红，依旧能用带着口音却充满热情的英语向客户介绍产品。

第一个月发工资，我捏着装有800块钱的信封，站在深圳的天桥上掉了眼泪——不是难过，是突然想起父亲鞋底藏着的学费、他没舍得吃的那碗面，原来真的能变成此刻手心的温度。唯一的遗憾，是始终没机会去香港参展。

那时的展会仿佛是流金之地，一场下来能接下让工厂忙活数月的大单。我们几个新人常捧着订单册，数着客户名字，觉得未来就像徽章上的烫金，闪闪发光。后来我才懂得，外贸给我的第一课，就是学会放下执念——越是急着抓住什么，越容易错过过程中的风景。

三、从台资厂到世界500强，外贸人的底色

在台资厂三年，我把外贸流程摸了个透：从询价、报价到订船、清关，甚至连车间里冲压模具怎么调试，都略知一二。

老板带我们下车间时说过：“做外贸不能光懂英语，还得懂产品是怎么做出来的。”这句话，

我一直记着。后来我进了深圳一家世界500强企业。

面试官看到我是自考本科时皱了眉，但当我答出“信用证软条款如何规避”“FOB和CIF风险区别”时，他们眼神亮了。那个年代，实力比学历更受看重。在500强做客户管理的十年，工作相对轻松，但我常想起在台资厂的日子——那种为了一张订单熬夜沟通、第二天仍精神饱满去追进度的劲头，才更像外贸人本来的样子。

十年后，我跳槽到一家民企，重新接手进出口、采购、销售一摊子事。同事说我“跨度大”，我却感觉如鱼得水：和美国供应商砍价时，当年和台商磨价格的经验全用上了；帮客户解决清关问题时，在台资厂积累的货代资源也派上了用场。

四、四十岁，依然感谢当年咬牙学习的自己

常有人问我，做外贸最需要什么？我总回答：细心和韧性。我见过因为合同里一个条款写错，导致几十万货款追不回来的案例，所以后来自己审单时，连标点符号都要查三遍；也经历过客户临时变卦，凌晨三点爬起来改单，天亮照样去验货；甚至为了查找客户的关键联系人，我使用格兰德查全球外贸获客平台的背调功能，一点一点的筛选每一个可能存在的资源——这不是天赋，是摸爬滚打练出来的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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